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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是操纵媒体的恶棍
发表日期:2016年10月13日

核心提示:2014年10月,英国著名人文社会科学出版企业阿什盖特出版社,出版了挪威特罗姆瑟大学宗教学教授、膜拜团体(邪教)研究专家詹姆斯?路易斯(James R. Lewis)主编的自杀性邪教研究学术论文专著《殉教》(Sacred Suicide),该专著收录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名誉高级研究员海伦 ?法利《死于谁手:法轮功和自杀》一文。《死于谁手》一文从研究李洪志的教义入手,认为法轮功信徒的拒医拒药以及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与李洪志的教义有着逻辑上的必然关系。

  对此,法轮功非常恼火,一名法轮功人员多次发送电子邮件,滋扰海伦女士及其所在的高校,连詹姆斯先生也未能幸免。在苦口婆心与这名法轮功人员交流并提醒他不能使用这种方式干涉学术自由未果后,詹姆斯先生联系法轮功媒体,而法轮功却回应称这种骚扰系“中国特务”所为。万般无奈下,詹姆斯先生撰写了《法轮功欲从我身上摄取“德”——李洪志的受迫害与殉教的神秘教义是如何鼓动法轮功威胁学术自由的》一文,对法轮功干涉学术自由、滋扰学者和媒体记者等情况进行梳理分析。

  2015年11月30日和2016年5月21日,一位名叫“吴建国”的法轮功人员,分别在法轮功媒体和澳大利亚媒体《新闻周刊》网(Newsweekly.com.au)登载文章,公开承认了他对海伦女士和詹姆斯先生的滋扰,在为法轮功无理辩护的同时,对海伦女士和詹姆斯先生的人格进行了公开污辱。2016年7月,詹姆斯先生撰写本文,登载在“新兴宗教研究中心”网站(Cesnur.org)。通过对法轮功媒体策略的大量研究,詹姆斯先生的这篇新作重点探讨了法轮功主导中国境外媒体的策略、法轮功攻击排挤他人的原因,作者最后借用社会运动理论概念,部分解读法轮功的媒体策略,从而得出结论:法轮功操纵媒体。值得指出的是,詹姆斯先生原先十分同情法轮功,在中国政府取缔法轮功后,曾在自己的课堂上为法轮功人员提供介绍法轮功的机会和放映法轮功制作的记录片。在法轮功滋扰事件发生后,他痛感自己以前受到法轮功的蒙骗,愧对自己的学生。凯风网联系詹姆斯先生后获得授权,现对该文进行全文翻译转载。

   

  挪威特罗姆瑟大学宗教学教授詹姆斯·R·路易斯

  本文作者:詹姆斯·R·路易斯(James R. Lewis),合作者:妮可·S·拉斯凯尔(Nicole S. Ruskell)

  原作者声明:此文系初稿。未经作者同意,请勿翻印或引用。

  此文尚未成稿,我目前正提炼信息来源,以此作为表达观点的基础。首先,我来讲述一个用以印证我的结论的故事:

  写这篇文章时,我的身旁正放着一大杯红葡萄酒,希望能籍此平息我的情绪。这都怪法轮功,这个好斗、偏激、固执的组织再次企图不请自到参与奥克兰圣诞游行,还不许别人说个“不”字。

  多年来,这个准政治性的伪精神修炼组织一直想混迹圣诞游行。当被要求带着那些粗劣的蜡笔画海报离开时,他们立刻就急吼吼起来(蛮横无理),还威胁要向高等法院上诉……我们在《争鸣》(一个热线节目)中讨论了这件事,几分钟内,法轮功(又名法轮大法)的忠实练习者就打爆了热线,想要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的精神高尚、如何的爱好和平、如何的温文尔雅,他们只想要传播爱和光明。

  我对传播一些“光明”和“爱”并无成见,只是不要在圣诞大游行上这样搞……如果他们认为把游行组织者告上法庭,就会赢得朋友、左右公众,这种想法无疑是需要加以纠正的文化断层。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这可是圣诞大游行!

  参加这种游行的组织,是不是应该更具温恭良善?

  几通电话之后,我很快就厌倦了法轮功的说客们,于是在节目中不再接听他们的电话。

  但这不能阻止他们不断地拨入电话、威胁要诉诸法律……诅咒我们遭受各种报应。我对这些人的态度,逐渐从听之任之变成了发自内心的厌恶。他们属于那种消极攻击型(蔫坏)的恶棍,不配参与圣诞大游行。[注1]

  法轮功确实起诉了奥克兰儿童圣诞游行信托基金会(最终败诉了)。他们包围了基金会主席麦克尔·班纳特(Michael Barnett)的办公室并骚扰他,迫使他不得不雇佣私人保镖。不仅在美国,法轮功满世界的申请参与各种中华文化游行和节庆,由于他们坚持散布强烈的政治信息,这类申请屡屡遭拒。

  言归正传,我将对法轮功的背景信息展开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

  (1)法轮功主导中国境外媒体的策略;

  (2)法轮功攻击排挤他人的原因;

  (3)最后,借用社会运动理论的某些概念,部分解读法轮功的媒体策略。

  第一部分:法轮功取得媒体成功的因素

  首先,十几年前,希瑟·卡万(Heather Kavan,就职于新西兰梅西大学)阅读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报纸上发表的所有有关法轮功的报道(哪怕只言片语),时间跨度从1999年5月首次提到法轮功直到2005年6月底(不含华文媒体和法轮功自己的报纸《大纪元时报》)。她当时的发现,即使在目前以及在整个英文媒体界中,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通过对澳大利亚媒体的研究发现,虽然新闻报道一般倾向于质疑新兴宗教运动,并夸大他们的异常行为(理查德森(Richardson),1996;塞尔韦(Selway),1992),但记者们似乎对法轮功接受度颇高,他们竭力淡化这个组织的异常信仰,将它与主流(宗教)活动相提并论……我发现新闻记者们(总体上)支持法轮功:61%的报道对其有利,33%较为中立,只有6%是负面的。

  19.5%的文章对法轮功的描述极为正面。这类文章慷慨激昂,内容似乎逐字照搬法轮功弟子的说法,好多还带有强烈的反华情绪。它们包括:(1)神奇的故事或例证:患重病的练习者(均为女性)被治愈、精神获益甚至返老还童;(2)令人痛心的暴行故事:成员(多为女性)被中国政府虐待或绑架;(3)宣传(法轮功)类文章。

  31.1%的文章对法轮功完全正面,但还没有到登载法轮功弟子自撰文章或过度夸张的程度。这些报道包含了大量抗议侵犯人权的报道,以及由于修炼法轮功(均为男性)而取得人生成功的采访稿被。

  10.4%的文章给出了另外一种角度(例如引述中国大使馆的观点、新西兰航空公司禁止法轮功在机场宣传的原因等),但还是赋予了法轮功正面形象。我把这些也也归为正面,因为这些作者给出的评论也符合这类标准,例如“撇开法轮功作为宗教运动的合理性和其他原因不谈……”(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2005)

  13.2%的文章虽然给出了另外的视角,但并没有表明作者的立场。此类例子包括法轮功参与圣诞游行被拒引发争论的报道,以及禁止法轮功人员在中国大使馆外使用扩音器的评论。

  19.8%的文章属于中立性事实报道,任何一方都不会为此发生争执,例如(法轮功的)抗议活动。这类文章大部分都是国际新闻的简短摘要。

  2.6%的文章角度不同,不过法轮功呈现出来是负面的形象。这类文章大部分报道的是负面事件,作者会补充一句:法轮功成员否认与此有关。例如,据称法轮功弟子在天安门广场自焚;黑客攻击香港报纸网站,使访问跳转到一个带有法轮功信息的页面。

  3.4%的文章对法轮功持负面看法。这些文章报道负面事件,例如据称法轮功成员在悉尼维拉伍德羁留中心割腕,或仅引用谴责法轮功人员的话,如中国大使馆人员或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澳大利亚新闻大亨默多克之子——译注)的话。

  没有文章是完全负面的,包括反法轮功或反邪教信源的文章。[注2]

  鉴于这些显著的统计数据,以及媒体在对待法轮功和其他新兴宗教运动上的鲜明对比,我们不禁要问:法轮功为什么会得到(媒体的)区别对待?我认为这是各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明令禁止其信徒对外界谈论这个组织的核心(即高层次)教义,使得外界对其中一些教义十分陌生,更不用说李洪志教义中有关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歧视的那些部分。[注3]

  他指示信徒们要向公众展现法轮功是一个被中国政府迫害的无辜的精神运动。例如他这样说道:

  ……你们在讲真相的时候,一定不能讲高。你们知道的都是神应该知道的,是我讲给你们的,不是讲给世人的,所以那些事情是不能讲给常人的。你们只能够讲我们是遭受迫害的,我们的真实情况,我们是好人被无辜的迫害,信仰自由遭到了践踏,人权遭到了践踏,这个他们都能接受,马上就会支持你同情你……知道这些,世人就会说法轮功是被迫害的,而且迫害者那么邪恶,他就会去说,这不就足矣了吗?[注4]

  法轮功获取媒体成功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它把对法轮功内部教义的讨论,转移到对人权问题的讨论上。法轮功能够把自己置于某个流行的诠释框架(新闻学常用术语叙事框架,一般包括新闻叙述者和叙事视角——译注)内,而这个框架以政治压迫的角度来管窥中国。在发表于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詹姆斯?曼恩(James Mann)认为,美国媒体(引申开来,即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倾向于把单一故事、形象或概念套用到特定时间上”。[注5]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框架”是中国的蓝蚂蚁和机器人(讽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穿蓝色衣服、活动像机器人一样服从和一致——译注)。七十年代,伴随尼克松时代中美建交的开启,这个框架是善良的(或有趣的,可爱的)中国人,即使身处共产主义控制仍然展示着他们不因时间流逝而逊色的品德。八十年代,这个框架是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而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这个框架则是“专制的中国”——因为美国90年代的框架说中国是一个专制政权,所以几乎每篇关于中国的报道都必须或多或少地提及政治镇压这一主题。(同上)

  换而言之,李洪志鼓励其信徒们向外界展示的故事情节,用的是非常符合西方口味的叙事手法,而这种手法强化了西方原本就对中国自以为是的看法。

  除这个叙事框架外,还有中国压制法轮功的这个客观事实(这一因素从分析法上来说,应有别于观察者对有关中国的媒体报道所采用的宏大解析框架)。不过,这个因素并不像它一开始表现出来的那么简单。正如我和其他人指出的,“通过他们的挑衅行为”,法轮功信徒显然是“故意寻求”并刺激当局来对他们进行残酷镇压。[注6]法轮功遭取缔之初,个人练习者可以通过签署一份放弃修炼法轮功的声明,免除牢狱之苦。然而,李洪志鼓动称受迫害有益于提升精神修炼,[注7]那些作出最终牺牲的人甚至可以达到“圆满”的境界(法轮功类似于“彻悟”的一种说法)[注8]。我通常不把类似事实归入法轮功宏大媒体策略的一部分。然而,在此类事件上,李洪志鼓励(信徒)示威和抵抗,其隐藏在背后的意图,似乎是希望通过媒体视角,利用警察残忍处置法轮功弟子,来激起国际社会的愤怒,从而向中国政府施压,解除对法轮功的禁令(在论文的最后部分我会进一步探讨)。

  还有一个因素,是法轮功成立各种媒体集团,花式利用互联网。

  被取缔前,法轮功就已经在中国有效地利用电子邮件组织示威(例如中南海示威)。[注9]四年后,弟子们维护着“世界各地数百个网站”。[注10]十几年间,这一数字成倍增加[注11],部分原因是由于“大多数海外成员是中国学生和学者,容易接触到互联网,具有必要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

  在全球层面,(这)确保了法轮功对事件的演绎盖过了中国政府的解释。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压倒性地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国当局,在中国之外,对该组织的负面评价很少见。毫无疑问,法轮功弟子们在网站上发布的大量信息为富有同情心的记者们提供了现成资源,更何况这些记者还面临着紧迫的截稿期限。[注12]

  此外,截止法轮功被取缔不久的2000年5月,他们在境外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并于同年8月份在网站上线。2001年,他们建立了新唐人电视台(最初位于纽约)——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移民的电视频道。2003年,“希望之声”电台开始广播。从1999年开始,本身缺乏驻中国记者的西方媒体就收到了“瑞克林(Rachlin)传媒集团发出的大量关于法轮功的国际信息。但从未有人告知我们的是,这个集团本质上就是法轮功的公关公司,由李洪志最狂热的信徒盖尔?瑞克林(Gail Rachlin)管理,她也是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发言人”。[注13]

  因此,法轮功遍布互联网,利用它直接发布的新闻稿、自身媒体来影响其他媒体。法轮功还间接地通过其他非法轮功信源扩散自己的观点,造成多个来源口径一致的印象。例如,“新闻经常引用大赦国际的报告,但它的报告并没有经过独立验证,其主要来源是法轮功。”[注14]还有,法轮功信徒及其同情者实际上控制着维基百科的相关页面。[注15]这种控制至关重要。

  在网上搜索东西时,维基百科的相关条目往往居于搜索结果的第一或第二位,这说明维基百科内容的影响力。维基百科的录入标准(什么能录什么不能录)影响着新闻记者的工作,因为他们经常查阅维基百科,并将维基百科的内容当作“背景资料”直接使用,且不标明出处。[注16]

  新闻记者通常有严格的截稿日期[注17],这就导致维基百科这个貌似独立、中立的信息来源,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颇具引吸力的选择。然而,跟大赦国际的报告一样,维基百科原来只不过是散布法轮功观点的喉舌。

  不过,导致法轮功在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另一因素,是中国好像放弃了大部分海外舆论。中国对法轮功的观点,有时会通过《人民日报》这类刊物在海外发表,或是通过中国驻各国大使馆的网站。但来自中国唯一能够坚持以反法轮功为目的的,只有凯风网(http://www.facts.org.cn)。

  第二部分:法轮功攻击策略的发展

  在法轮功的整体媒体战略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是最显著的一点,是它对批评媒体的攻击,后来还发展到甚至要求媒体为其开辟专栏来传递法轮功的信息。这是在法轮功组织被取缔前几年的核心战略。具体地说,法轮功在中国发展到足够大规模引起媒体关注后,“法轮功对所有媒体负面报道的一贯反应是,对相关新闻媒体(无情)反击,其手段包括从在新闻机构大楼前练功示威到直接骚扰当事编辑人员和记者。”[注18]

  1996年至1999年年中,法轮功弟子就因媒体对其负面报道发起了300多次抗议活动,迫使新闻媒体解雇相关记者并公开道歉。在中国,媒体不得妨碍社会稳定,所以如果法轮功的抗议活动引发社会不稳,媒体管理层很快就会屈从于他们的要求。例如,北京电视台曾播出一名博士研究生因练习法轮功引发精神病的案例,随后2000多名抗议者包围了北京电视台,结果电视台解雇了该名记者,当即播放了同情性报道,为了示好,更是向抗议者发放了2000多份盒饭。尝到抗议的甜头之后,法轮功成员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为了防止出现社会骚乱,北京当局规定不得对法轮功进行任何负面报道。[注19]

  值得指出的是,法轮功的诉求不仅仅是简单的“对媒介批判的回应权利,它要求的是对反对者声音第一时间的审查权……(事实上,)此运动实际上是在要求中国政府利用其审查权来封住法轮功反对者的嘴巴”。[注20]

  在大肆攻击反对者这一方面,法轮功似乎在气功组织(在上世纪90年代末均受到批判)里独一无二。完全可以这样说,法轮功信徒是从李洪志本人那里接受的攻击命令,虽然李洪志谎称这些行为出自于个人意愿。例如,在法轮功被取缔前一年,李洪志发表了题为《挖根》的文章,他提到要保护“大法”(这个混杂的名词大致相当于佛教里的“佛法”和道教里的“道”):

  近一个时期由于那几个历来想用反对气功达到出名目地的文痞、科痞、气功痞不断造事,唯恐天下不乱。全国各地有一些报纸、电台、电视台,直接动用这些宣传机器破坏我们大法,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人为地破坏大法。在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北京大法弟子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办法,叫那些人停止破坏大法,其实没错。这只是在极限的情况下而做的。但是学员群众自发的去向这些不了解事实的、不负责的宣传机构阐明我们的实际情况,这也不能说是错误的。[注21]

  当时,李洪志坚持法轮功不是一种政治运动,因为这种身份认定将可能招来政府的镇压。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试图将这种政治行为描述成非政治行为:“我讲过大法绝对不参与政治,可是这件事本身就是为了叫其对我们的真实情况有个了解、从正面认识我们、不要把我们拉入政治为目地的。”[注22]

  法轮功在被中国取缔后,依然积极让批判它的声音消失。举个法轮功压制反对声音的例子:2001年加拿大《华侨时报》(华文媒体)[注23] 因刊登了一篇围绕前法轮功成员证词的批判性文章,被告诽谤罪。4年以后,魁北克最高法院做出对原告(法轮功)不利的判决。判决书上写道:“法轮功是一个有争论的运动。这种运动不接受批评言论。”同样地,作为对澳大利亚《华人日报》一份谴责声明的回应,法轮功再次提起诽谤诉讼。两年以后,新南威尔士最高法院判《华人日报》胜诉。[注24]

  类似诉讼还有很多。不过,虽然法轮功将诉讼这种含蓄的威胁方式当作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但多数情况下,法轮功信徒也依赖其他手段。例如,2005年,因为美联社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人公开忏悔加入法轮功》[注25]的文章,法轮功成员便在美联社总部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撤回该报道。还有,2008年,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场有人难以看下去的中国文化演出》[注26]一文,该文章谴责被法轮功推销为中华文化盛事的一场演出,实则是法轮功对中国的攻击,政治性色彩浓厚。结果法轮功的网站对《纽约时报》和文章作者发表了大量的攻击性言论。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起,法轮功弟子在美国、加拿大、瑞典、德国、比利时、西班牙、韩国、希腊、澳大利亚、玻利维亚以及荷兰等国,提起了一百多起诉讼,但鲜有胜诉。或许,就像科学教派(又称山达基教)一样,法轮功更多的是将诉讼看作是一种骚扰手段,并不在意是否真能取胜。近年来,为了重新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法轮功媒体大肆报道所谓的大量中国共产党员退党的事件(其他媒体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信),以及所谓法轮功成员的人体器官被大规模摘除事件(国际媒体对此反应不一)。

  结束语:对法轮功媒体策略的理论分析

  从李俊鹏(Junpeng Li,音译)对冲突放大模型的应用[注27],到我和妮可?拉斯凯尔(Nicole S. Ruskell)道德恐慌方法论的部分应用[注28],已经有多种理论用于尝试分析解读法轮功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冲突。为了更具体地关注法轮功的媒体策略,安德鲁?容克(Andrew Junker)用社会运动理论家(如:蒂莉Tilly 1995;泰勒Taylor2004)所提出的“战术技能”概念,对比了法轮功抗议中国当局的方法和中国民主运动的方法。他的分析中和我这篇论文特别相似的观点是,“参与者们试图达到的行为特征有着相似性”。容克论证认为,这两种运动在海外的宣传战略是基于之前在中国形成的战略模式。例如,这两种运动在中国都采用写请愿书或是公开信的战术,在海外也采取同样的手段。在中国,法轮功利用在公众场合练功来引起关注,在海外也是如此(这在民主运动中没有出现过)。而中国式民主运动在国内外都进行募捐(这和法轮功不同)。

  然而,容克对“工具箱”方式的依赖使得他更关注具体的、基本的战术,却忽略了更为宏观的战略,比如法轮功攻击对他们有不利言论的媒体。我已经指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法轮功在中国境内的反攻击行为成效显著,屡试不爽,企图用相同的手段在海外也让媒体失声,丝毫没有考虑到这种方式可能招来的敌意(如我们前文所述克尔?伍德罕姆的例子)。

  以清海无上师、中功和法轮功(法轮大法)为例,海外抗议活动有可能对抗议群体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一点在凯文?奥布赖恩(Kevin J. O’Brien)编辑版本《中国流行式抗议(2008)》(Popular Protest in China)中帕特丽夏?桑顿(Patricia M. Thornton)的章节里有讨论。桑顿的分析,所依据的是被科克(Keck)和斯金克(Sikkink)称为“回旋镖”模式的跨国支持——企图通过动员国际网络和国际舆论来迫使母国的舆论导向发生改变。[注29]然而,她指出,“回旋镖”效果的培养,“有,也不是很少,但代价是:这些被取缔的教派对跨国支持所付出努力,结果却增加了国内外对他们内部事务和公关战术的密切关注,反而不时对网络及其支持者产生负面媒体关注。相比因镇压产生的反效果(镇压能在大众动员中产生‘瞬间腾飞’的效果),这种反作用则是削弱了运动组织者的信誉,降低他们影响老牌媒体、政客和广大民众的能力。”

  关于法轮功的部分,她认为该组织的媒体,特别是《大纪元时报》,通过虚假报道所谓的中国高官大规模退党事件,来“制造异议”。虽然退党在其他新闻媒体看起来很“可笑”,但是《大纪元时报》及其附属机构继续在他们的网站上动态显示退党的人员计数。同时,她也说到法轮功对吴弘达(Harry Wu)的攻击。吴弘达曾就法轮功所说的中国摘取狱中的法轮功信徒器官并卖到国际市场的言论提出异议。法轮功对他进行了恶意攻击,指控颇多,其中包括说他收了中国政府的钱——看看吴弘达在中国的经历就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总之,为了让批判声音消失而采用高压手段,在所有直接影响媒体的战略中,这当属最笨拙的一种。这种方式(甚至会威胁),用桑顿的话说是“帮倒忙”——会败坏它将自己打扮成无辜的精神修炼运动团体的公关策略。法轮功本可以主动作为,挽自己的形象于既倒。然而,李洪志似乎对国际媒体越来越敌对,并不打算让他的信徒停止各种挑衅和好战行为。不久的将来,国际媒体终将清醒,并重新意识到法轮功是个和“中国版的科学教派”一样的不良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当李洪志最终退场,法轮功的信徒人数和影响力将会慢慢削弱,直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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